陸川在展映之際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了《西野》的拍攝過程，回顧了他20年來從事動物題材影片拍攝的經歷，就如何推動中國相關題材影片的世界影響力深入闡述。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這次來戛納電影節做紀錄片《西野》的展映，您想通過這部紀錄片傳遞什么樣的訊息？
陸川：過去20年，我拍了三部與野生動物保護相關的影片。第一部是《可可西里》，是2002年在可可西里拍的，2004年上映。第二部是2013年與迪士尼合作拍攝的影片《我們誕生在中國》。又隔十年，我拍了《西野》。
我覺得，用生命中的20年，去記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動物環保事業，記錄下20年中我們的國家、動物環保科研人員還有志愿者，被保護的動物們以及動物保護地發生的深刻變化，記錄下對野生動物保護的承諾和堅持。這種感受，我很難言述。當你把這三部電影連起來看的時候，會發現里面沒有一絲一毫的夸張和修飾，那是最真實的記錄。
從《可可西里》呈現的那種艱苦環境，到《我們誕生在中國》，再到《西野》，這三部片子呈現的，無論是保護地的風貌還是動物的狀況，不斷有積極的變化。20年前，可可西里“野牦牛隊”或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治多縣西部工作委員會(下稱“西部工委”)，他們秉持的理念是簡單的，主要就是想辦法讓動物能存活下來。現在，新一代動物保護者的理念，更多要求對動物的關懷，比如野放治愈、野生動物治療等。這些理念的發展和進步，跟中國的時代發展和進步息息相關。
《西野》凝聚著很多人的理念和辛勞，呈現了大量野生動物被救助保護的過程。我希望能夠帶著這部影片，平等地加入戛納電影節的國際交流，真實展現中國動物保護工作目前的水平和理念。我覺得所有參加動物保護的個人或組織都是在一個大家庭中，秉持著一份共同理想。我們不是刻意去宣揚什么，紀錄片最大的價值是對一個時代的真實記錄。
當地時間2025年5月20日，紀錄片《西野》在第78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期間展映。圖為陸川(中)在圓桌論壇活動現場。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您在拍攝《西野》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戰？在20年間拍攝人與自然的電影過程中，心路歷程的變化有哪些？
陸川：這次拍《西野》，確實感覺不像拍《可可西里》那個時候。我記得那時，剛進高原就聽說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比如不能奔跑、劇烈運動、洗澡、喝酒……我們是沖著每一種“不能”都去挑戰一下。那時我跟巡山隊員在昆侖山口，都光著膀子叉著腰合影。還有，我跟當地的小喇嘛一起在寺院邊上的籃球場打球。那會兒就覺得很狂熱，憑著一種簡單的信仰，一股愣勁兒。
在拍《可可西里》時，我們的拍攝團隊減員很嚴重。108人的隊伍后來減員到40至50人，一大半的人都倒下了，甚至有人被送到醫院急救。我應該是唯一一個沒有太大事的人，但也可能是受到了過度消耗——下山之后，我就大把大把掉頭發。
到2013年拍《我們誕生在中國》時，就感覺不太敢像拍《可可西里》那樣了。到了三江源，尤其到可可西里時，還是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基本上待到第二天第三天就會流鼻血，然后就要趕緊下來，到格爾木稍微緩一緩，甚至要下到西寧。這次做《西野》，身體上的反應就很明顯了，到西寧都有些受不了。我飛到西寧，當天晚上就會頭疼得睡不著覺，然后第二天就要拿氧氣罐吸一吸，其實西寧沒有多高。
中國的動物保護在這20年間實現了幾個大的跨越式發展，而我自己能用三部影片記錄這些跨越，對我個人觸動很大。中國動物保護事業在這20年可以說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其實是通過中國的富強以及民眾對動物保護意識的提高帶來的。第一代的動物保護者，比如我接觸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隊”“西部工委”這批人，是可歌可泣的，索南達杰、扎巴多杰甚至為此犧牲生命。2013年，我開始做《我們誕生在中國》時，動物保護的條件、資金與“西部工委”保護野牦牛、藏羚羊時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如今，野生動物園已不再是動物“終身監禁”的囚籠。在西寧野生動物園，動物保護者們拿著國際領先的科技器材，做動物數據的采集和云儲存、云統計。在治救、野放的過程中，他們的理念已經很先進了。我確實一度覺得動物園是個殘酷的地方，但到了西寧野生動物園，我看到動物園可以做得更好。尤其野生動物園，可以真正成為那些殘疾、受傷的野生動物的養老院，是可以為它們養老送終、做臨終關懷的地方；同時這里也能幫野生動物繁衍、讓種群恢復到一定數量，然后再幫它們野化、野放。你會感到中國動保，無論是從技術手段，還是倫理和道德認知，都已上升到一個比較高的層面。
2022年4月28日，西寧野生動物園救護的環頸雉在西寧市放歸大自然。當日，青海省第41屆“愛鳥周”主題宣傳暨野生動物放歸科普活動在西寧野生動物園舉行。 中新社記者 馬銘言 攝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與世界范圍內的動物保護題材影片相比，中國相關題材的影片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水平？
陸川：坦率地說，中國的野生動物紀錄片行業，跟中國動物保護事業發展相比，是并不匹配的。中國動物保護取得的成就，要遠遠高于影像記錄和影片呈現的水平。
應該有更多的本土影片專門去記錄中國的動物保護，比如2025年中國最珍稀動物的生存境遇是什么，中國動物環保工作者在做什么，能讓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去觀看這樣的片子。
不論人們怎么保護或干預，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野生動物在滅絕。我們可以做的，似乎只是在延緩它們滅絕的速度。我們應該去用影像記錄它們，讓它們留下存世最后的美麗身影，或者喚起更多人的注意。
2024年12月10日，青海省索南達杰保護站野生動物救助中心的小藏羚羊在玩耍。索南達杰保護站是中國首個為保護藏羚羊建設的反盜獵前沿站點。中新社記者 薛蒂 攝
中新社記者：人工智能(AI)技術給電影行業帶來了很多變化，在《西野》反映動物保護的應用中也有呈現。您怎么看待AI給電影行業帶來的影響？
陸川：在動物環保紀錄片中，從倫理角度，AI還是需要限制性使用。因為野生動物保護紀錄片，要求素材的真實性。AI在《西野》紀錄片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對野生動物大數據的處理，以及數據模擬和分析等，幫助科學家在野生動物疾病的防治等方面更早做出預判，不是在影片成像方面。
我覺得AI正在讓整個賽道、整個生產流程都發生深刻變化。它可以快速讓你的創意視覺化，讓整個影片制作流程，無論在前端還是后端，都變得更為迅捷和直觀，且會拉低制作的門檻。AI會完全改變整個行業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