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檔案金大定通寶人物葫蘆紋銅鏡圓形，圓紐，鏡背圖案設計精妙：以鏡紐為中心，左右各一枚“大定通寶”錢幣，上下各一個葫蘆形人物印章圖案，葫蘆內鑄盤腿而坐的男子。“大定”是金世宗年號，“大定通寶”錢幣始鑄于金大定十八年，因此，該鏡應鑄造于大定十八年以后。它反映了當時百姓生活安定、經濟繁榮的社會現實。（遼寧省博物館藏）

本報記者朱忠鶴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本期導讀

“大定通寶人物葫蘆紋”銅鏡是遼寧省博物館收藏的一塊金代銅鏡，其特殊之處在于，這塊銅鏡的背面刻有錢幣與葫蘆紋飾，造型雖然簡單，但這些紋飾所含信息十分豐富，反映了金代大定年間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社會現實。

錢幣紋飾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

這是一塊紋飾獨特的金代銅鏡——背面刻有精美的葫蘆紋、錢幣紋，創意精巧。這塊銅鏡的全名叫作“金代大定通寶人物葫蘆紋”銅鏡。目前，它正安靜地躺在遼寧省博物館的展廳內，供游人觀瞻。

河北省古璽印、宋金銅鏡文化研究學者杜杰說，古代將錢幣紋裝飾在銅鏡背面的情形不鮮見，其源頭可上溯至漢代。東漢銅鏡、南北朝銅鏡都飾錢紋，唐宋金元等朝代也有將錢紋裝飾在銅鏡背面的情況。錢紋的樣式基本取自銅鏡所在的朝代。

遼博所藏的這塊金代銅鏡，背面有兩枚“大定通寶”錢幣。“大定”是金代第五任皇帝金世宗完顏雍（公元1161年—1189年）的年號。金世宗時期，用錢幣裝飾銅鏡雖然是一種風俗，但這兩枚錢幣的樣式卻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

首先，它確定了銅鏡的鑄造時間。“大定通寶”是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鑄造的錢幣，因此，銅鏡應鑄造于大定十八年之后，這為考古研究提供了時間參考。

其次，寄托了百姓對生活安定、富裕的期望。金世宗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大定”二字又有平安、安定之意，因此，百姓用“大定通寶”錢紋來祈求國泰民安。

第三，展現金人書寫的漢字。“大定通寶”四字采用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筆力遒勁，筆畫堅挺，有爭鋒之氣。據史料記載，宋徽宗趙佶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退位。1127年，與宋欽宗一起被金人擄走。8年后，金天會十三年（1135年）病死在金國，時年54歲。按時間推算，到金大定十八年時，趙佶已去世43年了。

“大定通寶”錢幣鑄造得非常精美，這反映出女真民族深受漢文化的影響，體現了中華民族所具有的集體美學意識。值得一提的是，精美耐看的“大定通寶”還成為元代、明代仿效的范本，對后世造幣規制產生了深遠影響。

金代銅鏡從工藝到造型都有突破

除了錢紋外，這塊銅鏡背后的葫蘆形人物印章紋也耐人尋味，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杜杰認為，葫蘆諧音“福祿”，自古就象征著福祿雙全，承載著大眾的美好祝愿。同時，葫蘆也寓意著子孫滿堂、代代昌盛、世世繁榮，它還象征著官運亨通。銅鏡上葫蘆紋中的人物像是一個戴著官帽的不倒翁，用印章紋來表現，寓意“君宜高官”。“錢幣紋與葫蘆形人物印章紋相配在一起，寓含福祿長壽、官運亨通、子孫萬世。”杜杰說。

資料記載，銅鏡萌芽于夏朝，興起于戰國，盛行于漢唐。它在各個時代的鑄造工藝、形制、紋飾的變化及銘文的使用等，均體現時代的藝術特征。

較之漢唐時期銅鏡，金代銅鏡有其獨特的藝術之美。杜杰表示，在金代社會經濟和文化大發展的前提下，銅鏡的需求量更大，這就需要對銅鏡的生產技術進行革新。

在鑄造工藝上，金代銅鏡的制造由范鑄法轉為翻砂法，鑄造周期短、成本低、效率高。在材料配比上，銅質成分由漢唐時期的高錫青銅轉變為后期的高鉛青銅，含錫量降低，含鉛量增加，使銅鏡硬度降低，韌性增加。金代時，銅合金成分增加了鋅的比例，所以金代銅鏡的銅質泛黃。

在形狀上，鏡體由厚重變輕薄，鏡紐由大變小，增添了葫蘆形等新的異形造型。在構圖布局上，突破了宋以前構圖規范化的圖式，出現了自由活潑、富于變化的圖案。在紋飾內容上，金代銅鏡擺脫了宋以前題材內容神秘化的格局，而是用生活化的場景取代了前期繁縟的紋飾，增添了尋常百姓的生活故事，藝術風格重視寫實。

金朝是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權，游牧民族的特點在銅鏡上有所表現，器形上出現多樣化，雙魚鏡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創新題材。在銘文刻款上，金代銅鏡多在鏡緣或鏡體上鏨刻官府驗記字樣，并帶有押記，反映了時代特征。

金朝的貨幣制度特殊

專注貨幣歷史研究的國際博物館協會錢幣與銀行專委會成員劉磊表示，“大定通寶”流通時期，遼政權已經滅亡，蒙古諸部尚在互相攻戰中，金政權進入鼎盛時期，對手只有南宋政權。

金世宗所鑄“大定通寶”，存世有“小平錢”和“折二錢”兩種，大多數為“小平錢”，“折二錢”比較少見。所謂的“小平錢”和“折二錢”，都是形容古代錢幣面值的一種形式，“小平錢”是指價值一文的錢幣，“折二錢”貨幣價值相當于兩枚小平錢。

事實上，金朝政權在早期并不鑄行錢幣，境內流通之銅錢絕大多數為宋錢，另有極少數遼錢，及至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今北京）后，才開始正式鑄造本朝錢幣，即“正隆元寶”錢。因此，“大定通寶”應該是金朝鑄造的第二種正式流通銅錢，與交鈔（即紙鈔）同時使用，方便民間小額交易和找零。

劉磊表示，流通貨幣不僅是帝國時代昭示皇權的標志，也是涉及社會金融穩定、關系百姓日常生活的重器，歷代政權都非常重視。金政權在政治重心南移中都（今北京）之前不鑄行錢幣，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使然，而先“正隆”后“大定”，以及后來的金章宗頒行“泰和”銅錢，都是為了適應華北一帶早已成熟的貨幣流通體系，順勢而為，商民便利。

然而，金朝的皇帝，特別是金世宗完顏雍，雖然強調“女真為本”，保持本民族特性，防止過度漢化，但是在鑄行流通錢幣方面，卻完全徹底地模仿宋錢——外形上用方孔圓形，文字上以“年號”加“通寶”或“元寶”的固定結構，甚至對同一時期南宋錢幣的某些特征也毫無違和地復制過來。比如，在錢幣背面的紀年功能方面，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淳熙元寶背后加鑄“柒”紀年文字，金世宗也如法炮制地在“大定通寶”背后鑄上“申”“酉”，以表示紀年。后人推測，應該為金大定二十八年戊申年（1188年）和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年（1189年）。

金世宗完顏雍統治時期，國家進入鼎盛，金政權息戰止戈，發展經濟，選賢任能，朝廷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因此，金世宗享有“小堯舜”的美稱。“大定通寶”銅錢鑄造規整，文字美觀，是中國古代貨幣發展歷程中的亮點之作。因此，此錢圖樣被選作銅鏡背面裝飾，也是合乎情理之舉。

手記

由銅鏡想到“金文化”

朱忠鶴

“遼金文化”是遼寧重要的地域歷史文化之一。遼寧朋友在與筆者的交談中，論及更多的是“遼文化”，從遼帝陵到“遼三彩”，再到遼代留存下來的舊城址，“遼”一直是話題的主體，“金文化”以及金代歷史遺存涉及得相對較少。

這塊金代“大定通寶人物葫蘆紋”銅鏡猶如一個切口，撬開了回望遼寧地區金代時期歷史的窗口。

金代時期遼寧的重要，在“大定通寶”錢幣上就可窺見一斑。“大定”是金代第五任皇帝金世宗完顏雍的年號，而金世宗的登基地點就在今天的遼陽市，可以說，金代政權發生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就發生在遼寧這片土地上。

從“大定通寶”再拓展至金代貨幣這個話題。在已經發現的金代窖藏銅錢中，以東北地區的數量最多，而其中，又尤以吉林和遼寧為最。金人之所以將大量的銅錢藏于地下與金朝實行嚴格的銅禁政策，以及金人權貴為了隱匿財產避稅有關。就此而言，這又是洞察金代遼寧的一個窗口。

在朝陽凌源市三家子鄉天盛號村，有一座東北地區發現最早的石拱橋，它就是金代的天盛號石拱橋，有著“關外第一橋”的美譽。這座石拱橋是新中國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土的第一座石拱橋。這座石拱橋的發現，不僅可以窺見金代工匠的造橋技藝，還豐富了東北交通道路史。

再將注意力轉移到教育上來，現今的遼寧也是金代十分注重的區域。當時的遼陽府是金代東北地區辭賦、經義等科的考試中心。正因為教育得到了加強與發展，遼陽府在金代曾出現“三兄弟同榜”和“父子兄弟一門四進士”的科舉佳話。

金代文學作為北方少數民族文學的代表，也有可圈可點之處。比如，籍貫為遼南熊岳的王庭筠被人形容“文采風流，照映一時”。作為金代遼寧文學家的代表人物，王庭筠不僅留下了大量詩文作品，而且受到金章宗的贊頌。就連寫下“恨人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名句的金代文宗元好問都盛贊王庭筠是“遼海東南天一柱”。

以上種種，可見“金文化”在遼寧留下的印跡之深。

（本版圖片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

責編：李瑩審核：徐曉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