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現存“唐鴻臚井遺跡”碑。鴻臚井刻石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鴻臚卿崔忻北上渤海，進行冊封。第二年，崔忻完成使命返回長安時，途經都里鎮，命人在黃金山西北麓井旁立了一塊巨大的石碑，刻下29字的碑文：“敕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記錄了此次冊封的經歷。鴻臚井刻石見證了唐朝與渤海地區民族政權的隸屬關系，糾正了某些國外學者的錯誤說法。

鴻臚井碑與亭，現存日本皇宮。

鴻臚井刻石拓片。

唐代渤海國三彩熏爐。（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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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吳限

提要

唐鴻臚井刻石記載了唐玄宗派遣官員冊封渤海地方政權的史實，是唐朝與渤海國親密關系的信物，見證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進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也證明旅順口在唐朝時就是中原與東亞的海上交通要道。

唐玄宗派人冊封大祚榮

站在大連市旅順口區黃金山下鴻臚井遺跡前，夕陽帶著一抹殘紅將眼前的殘碑、斷垣、山影、風檣隱入海天一色之中。鴻臚井遺跡原有石碑一塊。石碑是一塊重逾9噸、單體十多立方米的駝形巨石，簡稱鴻臚井刻石，記錄了唐王朝一次重大的冊封事件。

公元713年，唐睿宗先天二年，也就是唐玄宗開元元年。這一年，唐玄宗派遣負責接待封贊事務的鴻臚卿崔忻北上渤海，進行冊封。

第二年，崔忻完成使命后按原路返回長安時，途經都里鎮（今旅順口）。按唐朝的慣例，朝廷命官持節冊封，均要留實物證驗，或立碑紀事或建閣敘要。崔忻為了紀念此次冊封盛事，命人在黃金山南麓和西北麓各鑿井一口留念，并在西北麓井旁立了一塊巨大的石碑，刻下29字的碑文：“敕持節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文上的書法遒勁剛健，記錄了此次冊封的經歷。

這一重要歷史事件在史料中有記載。《舊唐書·渤海靺鞨傳》記載：“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將崔忻往冊拜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這段文獻記載與黃金山下的鴻臚井刻石相互印證，證實了唐朝政府派遣官員冊封渤海地方政權的史實。

對東北地區交通史有深入研究的著名歷史學者王綿厚對記者說：“如果想搞清楚鴻臚井刻石的來龍去脈，必須先了解中國古代的渤海國。”

史書記載和考古發現表明，古渤海國存在于唐至五代期間，疆域范圍主要在今天的東北一帶，主體民族為靺鞨族。靺鞨族是我國東北地區的古老民族之一，先秦稱肅慎，漢魏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唐稱靺鞨。

公元698年，靺鞨族首領大祚榮在上京（今吉林省敦化西南）筑都城，建立政權——震國。公元705年，唐中宗派御史張行岌前去招撫，大祚榮當即表示愿意歸附唐朝政權。

唐開元元年，唐玄宗遣郎將、鴻臚卿崔忻出使震國，冊封大祚榮為都督，加封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從此，震國成為唐朝一個州郡，開啟了唐朝與靺鞨族政權的友好關系。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韓昇說：“在唐朝歷史上，每次成功處理民族關系時都會立碑，如‘唐蕃會盟碑’‘唐平百濟碑’等，像這樣的刻石銘記的都是重大事件。鴻臚井刻石距今已有1300多年歷史，是唐朝與周邊民族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憑證、是東北地區唯一的一塊唐代刻石，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

這條海路是溝通東亞的重要通道

公元762年，唐朝中央政府詔令渤海為國，唐代宗冊封當時的忽汗州都督為渤海國王。渤海國與唐朝正式建立了藩屬關系，成為唐朝版圖內的一個地方政權。渤海國全盛時期，“地方五千里，戶十余萬”，仿行唐朝的府州縣制度，并創立“五京”，設有5京、15府、62州、130余縣。

王綿厚指出，鴻臚井刻石不僅是唐王朝與渤海國隸屬關系的信物，也證明大連旅順口在唐朝時是中原王朝溝通遼東、東亞的重要通道。

史料記載，當時崔忻率一行人出使渤海的路線為：從長安（今西安）出發，經陸路到山東半島的登州（今煙臺）乘船渡過渤海，至遼東半島南端的都里鎮，再乘船沿海東行至青泥浦（今大連青泥洼橋一帶）、石人島（今庒河石城島），然后入鴨綠江口再溯江而上轉陸路而行至渤海都城。王綿厚說：“崔忻一行走的是海路，往返都要經過都里鎮。”

《新唐書·渤海傳》：“自鴨綠江口舟行百余里，用小舫溯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今丹東蒲石河口)，得渤海之境。”

唐中宗時，唐朝在東北營州（今朝陽一帶）一線的交通被契丹占領，自遼東經營州通幽州（今北京）的陸路通道被阻隔，所以唐朝與渤海國的往來便改道海路，登州和都里鎮便成為唐朝溝通遼東的重要通道，也成為了當時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樞紐。

唐朝和渤海政權的交往主要是以朝貢貿易的形式進行的，所以渤海與唐朝的海上交通路線也被稱為“朝貢道”，即以渤海西京鴨淥府為樞紐，出鴨綠江口，至登州，直抵長安。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這條海上通道，渤海國不僅直接與唐朝貿易，還扮演著唐朝與東北亞各國交流的中介角色。”王綿厚說，

唐朝時，中原文化開始源源不斷地輸入渤海國，渤海國的經濟逐漸發展和強大起來，被稱為“海東盛國”，帶動唐朝同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交往。渤海國曾協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歸國、援助日本留學僧和留學生入唐和歸國、轉達旅唐日本人的書信和物品、傳遞唐朝的情報等。此外渤海國還向日本輸入唐朝文物，如將唐朝的《長慶宣明歷》和梵文《尊圣咒》傳到日本。唐王朝與東北亞各國的朝貢貿易也保持了密切的往來，其中新羅使者遣唐179次，唐使赴新羅35次，日本也派遣了近20批遣唐使前往大唐。

進一步促進民族大融合

“鴻臚井刻石是中原王朝和東北民族政權交往及渤海國歸屬大唐版圖的歷史見證，是研究唐史、東北地方史、渤海國歷史以及后來的滿族史極為珍貴的文物資料。”旅順博物館館長王振芬對鴻臚井刻石的價值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在大祚榮之后，渤海國的歷史綿延了200多年，與大唐之間也和睦相依了200多年。史料記載，渤海政權為了行使藩屬國的責任和義務，先后向大唐派遣唐使163次，每次都會得到唐朝大量“回賜”。除了朝貢之外，唐朝的都里鎮、登州是渤海國向唐朝出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這里常年停泊著渤海國的“交關船”。唐朝還在登州設置“渤海館”，專管同渤海地區的商務事宜。

唐朝中央政府也常派官員赴渤海國宣哈朝令、冊封國王、主持嗣位、檢查政務。渤海政權深受唐朝影響，采用唐朝的政治軍事制度管理國家；經濟上則積極引進中原地區的先進農業技術，社會經濟顯著發展，同內地貿易歲歲不絕，渤海國還廣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學生入唐學習中原漢文化，派遣官員到唐朝抄寫《唐禮》《三國志》《晉書》《十六國春秋》等政治歷史書籍，不少王室貴族子弟參加唐朝科舉考試。這些留學人員歸國后，受到渤海國統治者重用，大多出任政府要職。此外，渤海國還派僧人入唐學習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這樣，中原的佛教、儒家思想、典章制度，源源不斷傳入渤海國，使渤海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同中原地區融為一體。

關于唐朝與渤海國的密切關系，晚唐詩人溫庭筠曾寫下《送渤海王子歸本國》一詩：“疆里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勛歸舊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區。九門風月好，回首即天涯。”說明崔忻之行不僅加強了中央同地方的行政關系，而且還促進了各民族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吉林大學東北歷史與疆域研究中心主任魏存成告訴記者，有關渤海政權的碑志石刻，迄今發現4塊，即“鴻臚井刻石”“張建章墓志”“貞惠公主墓志”和“貞孝公主墓志”。它們是研究渤海國歷史的珍貴實物資料。其中，時間最早的就是鴻臚井刻石，有力地糾正了某些國外學者曲解渤海國與唐王朝之間關系的錯誤說法。“有些國外學者稱渤海國與唐王朝是完全對等的獨立國家，否認渤海國隸屬和臣服于唐朝歷史史實，認為唐朝從未冊封過渤海國，而渤海國也從未接受過冊封，從未履行過藩封的各項義務。因為鴻臚井刻石的存在，這些觀點不攻自破。”魏存成說。

提要：鴻臚井刻石被日軍搶走至今未歸

本報記者吳限

1895年，清朝北洋水師在修建旅順船塢時，發現了鴻臚井刻石。海防兵備道劉含芳建石亭加以覆蓋，并且在原石刻文字左側鐫小字五行以記之。

1905年，日軍攻占旅順口。時任旅順海軍鎮守府司令長官的日本海軍中將富崗定恭在1908年將其劫運到日本，藏于宮內省懷天府，至今沒有歸還給中國。為了掩蓋強盜行徑，日本于1911年12月在鴻臚井原址附近又建了一個“鴻臚井遺跡碑”。有意思的是，在他撰寫的碑文里，只說到了井，故意不說碑。

據資料顯示，鴻臚井刻石是日本從中國掠奪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目前發現的，流失海外文物中最大最重的一件。

由于中國國寶被鎖至日本皇宮多年，中國學者和百姓無緣見其真面目，只能從碑拓和一些間接資料中了解相關情況。1967年5月20日，日本學者渡邊諒有幸進入皇宮對刻石進行了仔細考察，渡邊諒在《鴻臚井考》一文中證實，刻石如今保存在東京皇宮的皇家庭院內，碑上有碑亭保護。碑亭被掠至日本的過程中，四根立柱已遭損壞，中間均有明顯斷痕。渡邊諒在文中說，“原碑石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已在東京”，這件唐代文物流落異域已有100多年了，這也與歷史典籍記錄相吻合。

為了追討鴻臚井刻石，國內學者對該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掌握了準確的歷史資料。民間組織專業隊伍，致函日本，要求歸還鴻臚井刻石。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由本報記者吳限翻拍）